2014考研政治:重要考點之土地革命_跨考網

近代史綱要的復習一定不能夠面面俱到、丟失重點，考生在復習過程中一定要善于總結，合并相關聯(lián)知識點，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以備更完善的進行復習。下面，跨考小編總結了土地革命的相關考點，供考生借鑒。

一、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興起

（一）大革命失敗后的艱難環(huán)境

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的統(tǒng)治下，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城鄉(xiāng)，中國革命轉入低潮。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遭到嚴厲鎮(zhèn)壓。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 共產黨的組織不斷遭到破壞，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許多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被捕、被殺。據(jù)中共六大時的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 000多人。汪壽華、蕭楚女、熊雄、陳延年、趙世炎、夏明翰、郭亮、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周文雍等黨的重要活動家先后犧牲。工會、農民協(xié)會等也到處被查禁或解散，工農運動走向低落。

在這無比艱難的情況下，怎樣堅持革命，中國革命應當走什么道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長時間的艱苦探索。

（二）開展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斗爭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決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二是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jié)舉行暴動；三是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第一，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提出了“整頓改編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而找著新的道路”的任務。第二，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總方針。會議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反動統(tǒng)治的重要基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始終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會議提出，黨的現(xiàn)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tǒng)、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在廣大區(qū)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毛澤東在會上著重闡述了黨必須依靠農民和掌握槍桿子的思想，強調黨“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第三，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八七會議的及時召開，并制定出繼續(xù)革命戰(zhàn)爭的正確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做出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zhàn)爭興起的歷史性轉折。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共產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2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第一槍。這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zhàn)爭、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

9月9日，毛澤東等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fā)。起義軍公開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在攻打長沙遭遇嚴重挫折后，起義部隊決定南下，向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農村區(qū)域轉移，并于10月7日抵達江西省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chuàng)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

12月11日，張?zhí)缀腿~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發(fā)動了又一次英勇的反擊。

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28年初，中國共產黨還先后在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陜西等地區(qū)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

總之，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于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chuàng)造紅軍的新時期。中國革命由此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或稱十年內戰(zhàn)時期。

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一）對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革命工作應當以城市為中心，這是一個時期內全黨的共同認識。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繼續(xù)留在上海，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然而，所有以占領中心城市為目標的起義很快就失敗了。這些起義失敗后保留下來的部隊，大都經過摸索，逐步轉移到了遠離國民黨統(tǒng)治中心的農村區(qū)域，在那里發(fā)動農民群眾、開展游擊戰(zhàn)爭、進行土地革命和創(chuàng)建工農政權的斗爭。

1928年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繼續(xù)把城市工作的復興視為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的同時，肯定了農村根據(jù)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發(fā)展基礎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在中國，找不到一個經濟力量能夠統(tǒng)治全國的大城市，所以中國革命要勝利，必須要有紅軍，必須要有廣大的蘇維埃區(qū)域的幫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fā)表署名信件，明確提出共產黨應當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發(fā)展鄉(xiāng)村工作；認為革命勢力占據(jù)了廣大農村之后，即可以聯(lián)合起來包圍城市、封鎖城市，用廣大的農村革命勢力以向城市進攻，這樣，革命必然可以得著勝利。

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文章，論證了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并發(fā)展的主客觀條件，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jù)的思想。文章明確地指出，以農業(yè)為主要經濟的中國革命，以軍事發(fā)展暴動，是一種特征；實行工農武裝割據(jù)，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把土地革命、武裝斗爭與根據(jù)地建設三者結合起來。闡明工農武裝割據(jù)長期存在并發(fā)展的條件非常重要，因為只有正確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同那種懷疑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右傾悲觀思想劃清界限，又同那種認為可以無條件地在農村發(fā)動武裝暴動的“左”傾盲動錯誤劃清界限。

1929年4月，針對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某些人擔心農村斗爭超過城市斗爭將不利于中國革命的觀點，毛澤東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fā)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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